福建近代望族“电光刘”的萎缩与衰弱(图)
2004-11-7 14:53:09 东南快报
 
听说过“电光刘”这个称呼吗?现在福州已经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了。 “电光刘”的称呼源自于福州电气公司，1910年的福州电气公司。二十世纪初叶，带“电”的东西在百姓眼里还是神秘而遥远的，几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兄弟却合伙办起了一家公司，让昏黄的电灯在福州城散发出令人心驰神往的光芒。 刘齐衔有7个儿子，其中6个都去宦海飘荡了，只有二儿子刘学恂跟随父亲管理家业，而这个刘学恂又生下8个儿子，男丁多么兴旺!家族这株大树伸长出了繁茂的枝枝叶叶，在风雨中坚如磐石又婀娜多姿。刘崇佑，刘学恂的长子，刘齐衔的孙子，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他虽然没有直接经商，而是在政坛与教育界中施展身手，曾任福建省谘议局副议长，还曾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起创办了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即解放前私立福建学院、今福建师大的前身)，就是从他开始，刘家接连两代人，几乎全部飘洋过海去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留学。在那年那月，这样非同一般的求学途径会给刘家带来什么已经不言自明了，新知识、新思维与新的生存方式渗进刘氏家族的血液中，他们的眼前一下子豁亮开阔了。 创办电气公司吧，没有电哪有民族工业的立足与发展呢? 在这之前的1890年，刘齐衔的长子、在广州为官的刘学慰曾与在家的大弟刘学恂合资创办过一家糖厂，却很快就因管理不善及技术落后停办了。接着，在1893年，他们开设了一家纸行，又被一场大火彻底焚毁。终于轮到他们的儿子上阵了，全部是穿过洋装喝过洋墨水的一群子弟，他们主要以刘齐衔遗下的银两为基础，一口气将刚开办不久就因资金不足、设备残缺而难以为继的耀华电灯公司买下了。 有一组数据十分珍贵： 1911年10月，福州电气公司用户数为234，电灯盏数为2998； 1912年7月，用户数为912，电灯盏数为8437； 1917年用户数为7190，电灯盏数为35073； 1924年用户数为11743，电灯盏数为64953； 1927年发电量2500千瓦，工人800多人，固定资产220万元，年纯利达15万元。 说它珍贵是因为近百年前，一家私营企业就已经有非常规范化的年报表，用户多少，盏数多少，发电容量多少，发电总度数多少，电费收入多少，收入支出及纯利多少等等，一切都如此详尽有序地陈列出来，并且妥善保存了下来。能不对此慨叹吗?我其实何止慨叹，简直有震惊了。数字是沉默的，数字又是无所不言的，透过转，那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啊。 电灯把福州城照亮了。灯光自然最早在刘家大院熠熠闪耀，照着雕花的窗子，照着曲线优美的风火墙，并从门缝中漏出，投到往来行人好奇兴奋的脸上。 　　虽然在王能超老人的记忆中，1940年的刘家集团仍然庞大而显赫，但实际上，庞大的已仅仅是一个壳，如同一只即将饿死的骆驼的骨骼。 　　这只骆驼的衰弱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1927年被看成是刘家集团劫难的开始。1927年以后，国民党势力逐渐加强对福建的统治，四大家族势力也在这个东南沿海省份逐渐加强，加上时局的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猖獗，这些都在打击和摧残着福建民族资本的发展。作为以电气公司为主体、几近控制着福州一半工业生产的刘家集团不可能不受影响。 　　虽然还不至于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但政治因素的确是影响刘家企业衰败的重要因素。此时，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正在发生变化，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为其家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无能为力。此外，窃电、欠费和拒不付费等问题日益严重，军警、特务、流氓、台湾浪人以及封建官僚士绅欠费相当严重，而且在一般消费者中也广为流行。这对电气公司来说，是一笔危及生存的损失。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30年4月到1931年3月，一年间被窃的电竟占发电总度数的42％，加上倒帐损失则高达48％。 　　高额借款是加速刘家集团萎缩的另一直接原因。刘家集团中的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向银行、钱庄以及其他方面的短期重息借款数目巨大，其庞大的利息支出，仅1929年一年就高达15万元，占总收入的13．62％。 　　外部恶劣的经济环境没能为刘家集团提供任何再发展，甚至是喘息的机会。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间延续了七年，这七年带给刘家集团的是，经济不景气、周转更加不灵。1928年的“五卅”济南惨案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福建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这对于模仿日本企业的刘家集团来说，自然也不会是件好事。 　　这些外部环境对刘家企业的影响直接表现在刘家集团记录详尽的各种表格上。自1927年以后，刘家企业的股息和纯利开始下降。1926年以前股息一般在1分以上，到1929年，却递降为5厘；纯利自1927年开始，降至10万元以下，到了1930年，纯利只有6万多元，仅占总收入的6．5％。 　　刘家集团的各家企业以不同形式表现着衰弱：电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资金周转困难，营业不振；建兴锯木厂于1927年停办；福州油厂因营业不振，在1927年电气公司困难重重决定停止兼营各业时，宣布停办；福清和连?电灯公司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膨胀，阻力重重，损失不小，于1929年相继停业；冰厂、附属修理厂、刘正记这三家企业，在这一时期，处境差强人意，有的获得微弱的发展，有的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无法挽回刘家集团的萎缩趋势。企图复兴的家庭会议 　　1929年2月，韩园。刘崇佑、刘崇伟、刘崇伦、刘崇侃四兄弟召开了一次非常意义的家庭会议。 　　一个完整的企业复兴计划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下来。当然，对于刘家这个以家庭为纽带的资本集团来说，重新制订企业发展计划的前提是解决集团内部矛盾。在刘家集团内，分成了以刘崇伟和刘崇伦为代表的两个派系：刘崇伟主张守业，不愿意扩大经营范围，只图在现有企业内获得尽量多的利润；刘崇伦受日本三井影响，对经营主张进取，认为只有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大哥刘崇佑支持刘崇伦的意见，刘家集团之后的发展，实际上是由刘崇伦一手筹划。 　　在那次家庭会议上，刘家兄弟决定解散旧财团，成立新财团，具体办法为偿还旧账，将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新的财团由成员平均出资。之后，三项新的公司业务方向确立：成立公大商行，专营进出口业务；承接电气公司的附属冰厂，改名为成记冰厂；改组刘正记轮胎公司。这三家企业之后有一段时间业务发达。 　　当然，刘家兄弟不会放弃已经奠定相当基础的电气、电话业务。和这两大主业相关的五项具有相当眼光与胆略的计划，在之后被逐一付诸实施。 　　创办农村电化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这个农村计划并不是刘家有意发展农业，只是其推销电力的办法。而且，这个推广计划不需要太多投资，又能为公司附属的修理厂增加业务，如制造农具、抽水机等。不过，刘家集团在这段时间的运气也极差，这一理想，因连年的天灾人祸、农村贫困等原因，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随后，增装3300千瓦新发电机，以求降低发电成本；购买自动电话代替原来的磁石式手摇话机计划，希望提高电话公司利润；向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家银行所组的银行团借款16万元，向长乐县供电；成立福电铁工厂对外承接业务等四项相互作用的复兴计划，也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一失败。 　　已经没人知道刘家兄弟，尤其是对复兴充满热情的刘崇伦，如何面对这一系列复兴计划的逐一退场。这的确是太令人沮丧的事情，环环相扣的缜密计划、新锐大胆的谋略似乎都敌不过动荡时期中小民族资本家的无常宿命。 　　8年时间过去，这个在各种努力中屡受挫折的集团企业开始走向整体萎缩。“二刘”的意外死亡 　　1937年是刘家历史上一个黑色年份，黑色的意义不只是天灾带来的一系列企业颓败，更让刘家经受打击的是这个家族集团中两个核心人物的意外死亡。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刘崇伦和侄子刘爱其被当时的福州特务头子张超分别绑架致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超杀二刘”事件。据曾目击过绑架现场的张顺凡老人回忆，那天晚上，他与爱其各乘一辆小汽车在福州仓前山位置，两车相距不太远，爱其车在前面，他见爱其被绑架，立即加大油门飞速冲过才免遭同样厄运。 　　关于这起事件的起因，民间流传着两个版本。一说是因为福州电气公司曾破获张超住所的窃电行为，并以拆线、停电相制裁。张超又与当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本来就有矛盾，认为刘家是依仗陈仪的势力来压制他，就利用抗日战争初起之时，将他们二人绑架杀害，以泄私愤。另一个版本是“二刘”被怀疑是汉奸，才被张超所杀，这个版本因为没有证据也就只被当作是饭后谈资。之后，陈仪也不顾及蒋介石的命令，借故枪毙了张超。 　　据王能超透露，事后，刘家曾书信联系宋美龄，希望能为这件事讨一个说法，但之后因为涉及关系复杂，亦是不了了之。只有刘家总是无法摆脱失去亲人的苦闷，长时间仍在饭桌上为这两个人留了位置，等待两人回来。 　　当然，这只是刘家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失去主要决策力量的刘家集团来说，找到新的接班人是更重要的事。接替刘崇伦主持刘家企业的，是刚从日本学习电气专业回来的刘崇伟次子刘洪业，而刘崇侃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当权起来。新核心遭遇致命打击 　　对于刘家集团第三个阶段的核心人物刘洪业、刘崇侃来说，接管刘家企业并不是一个美差。刘家集团的光环已经一点点逝去，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使是维持现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福建省的金门以及附近岛屿。1938年，南京沦陷，福州开始紧张。1939年，敌机滥炸福州，人口及物资多向内地疏散，福州市景一片萧条。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在日寇掠夺破坏下，经济备受摧残。再加上正处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个环境下，刘家集团继续发展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实现。此时，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因煤炭严重缺乏、煤价日涨，只得改造烧煤机，用木材为燃料，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木材成本高，且生产过程复杂，技术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而窃电、欠费问题在这个时期也是有增无减。 　　祸不单行。1939年，电气公司连遭敌机8次轰炸。1940年，遭遇十年不遇的大风灾。凡此种种天灾人祸的打击都使电气公司不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给公司以致命打击的却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老人王能超清晰地记得，他辛苦十几年时间存下的3000元钱在那时还买不到一支***。从1937年7月开始，电气公司便历年亏损，这是电气公司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1941年，电气公司第一次出现营业亏损，从此，这家满目疮痍的公司以几近灭亡的面目勉强支撑。刘家集团的悲情谢幕 　　达尔文的丛林法则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商业社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周围的环境不再为刘家集团提供强大的机会时，就不仅意味着刘家集团已经失去吞食别人的机会，它还随时可能成为其他强者的进攻目标。 　　1946年至1949年间，电气公司的资金、外汇、煤炭来源等问题，都因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早已为民族工商业者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个也不能顺利解决。而窃电之风变本加厉，通货膨胀更加剧烈，物价狂涨，更给电气公司以毁灭性的打击。刘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提出合并的要求。但实际上，合营不过是官僚资本吞并电气公司的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幌子。合并之后，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福州电厂，管理权全部归资委会，刘家只作为一般股东领取股息，只是协议书上虽写明每年付给6厘官息，但实际上是分文未给。 　　电气公司这家最主要的企业被官僚资本吞并后，刘家集团内的其他企业也是日落西山、朝不保夕。刘家的电话公司，从1946年起又转入亏损，到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其他如铁工厂、冰厂等企业也是奄奄一息。 　　当然，企业的颓势并不能说明以刘永业、刘洪业为代表的刘家集团第三代掌舵人未做努力。即使局势突变，这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刘家兄弟仍然没有放弃振兴刘家产业的计划。1948年，两人与黄浴沂叔侄合资创办了“众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但不久就散伙了。1949年，又由刘永业邀洪业和一些亲戚凑集黄金100两，租借原面粉厂继续经营，取名“众兴面粉厂”，但营业也只能勉强维持。 　　1953年，福州电厂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1月，由刘洪业和刘永业担任经理、常务董事等职的福州电话公司，成为福州市全行业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 　　自此，福州坊间关于“电光刘”的传说逐渐淡去。